《五四的另一面》｜如何挖掘出五四那些不为人知的社会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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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书摘
《五四的另一面》引入了五四的社会改造面相，指出当时涌现出的各种“社会改造”构想是五四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将五四看作一场具有多维试验角度的社会文化运动，同时，通过把五四发生及延续的时段拉长至20世纪40年代，深度考察了五四一代成长起来的“新青年”面对各种时势变迁做出的反应和抉择。翻开本书，你将跟随作者一起重新定位五四，发现斑驳多彩、异常复杂的历史真相。
关于作者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杨念群自选集》、《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等，主持《新史学》丛刊及“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
本书鲜知
学什么？如何挖掘出五四那些不为人知的社会面相
1919 年以后，“社会改造”运动不但成了历史的主调，而且由此生发出的各种变革理念也深刻支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当时，到底涌现出了哪些“社会改造”构想和试验？它们与彼时的思想界有何关联？活跃于 1919 年前后的新青年面对各种时势变迁，又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和抉择？
《五四的另一面》把五四放在由清末变革，到民初社会革命，直至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长程中，进行重新定位。将五四视为上承民初政治改革危机，下启社会变革风潮的重要历史环节。作者创造性地指出，五四除了是一场“政治事件”和一种“个人自由觉醒”外，它掀起的社会变革风潮也不容忽视，甚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深究五四时期“社会”观念如何产生，各类社会改造组织纷纷涌现的原因，发掘长期为人忽视的重要历史遗产。
你还会发现
· 五四运动的变革现场是怎样的；
· 无政府主义的缘起；
· 个人主义的崛起和边缘化。
一、回到五四运动的变革现场
民国初年，大量传入中国的民主、科学、平等、独立等西方思想，以及1917年陈独秀、胡适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于是，在1919年5月4号，在北京爆发了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以上是对五四运动最简单的认知，我们把时间维度稍微拉长。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一战的主战场是在欧洲，但是中国还是加入了协约国，为战争支援了大量粮食，并派出了17万劳工，其中有两千多人牺牲在战场上。所以，1918年11月11日，一战以协约国的胜利结束，中国是理所当然的战胜国。
1919年1月到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协约国）和战败国（同盟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也就是巴黎和会。这个会议共有27个国家参加，中国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的5人代表团。在会议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两项提案：取消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
但事实上，巴黎和会就是西方列强的分赃会，会议的最后实际上开成了四巨头会议，这四巨头就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蒙梭、意大利首相奥兰多。这次会议把所有战胜国分成了三个等级，中国只被分配了最末等的两个席位。所以，虽然中国在一战中贡献和牺牲巨大，但实际上却是以战胜国之名，承战败国之实。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合理要求被拒绝，英、法、意代表竟然把德国侵占的胶州湾以及那里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统统交给了日本，所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
正在巴黎考察的梁启超给段祺瑞执政府的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发了封电报，通报了巴黎和会的情况。林长民于5月2日在《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文章。这篇仅有300多字文章像一枚重磅炸弹，让整个中国为之震动，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5月3日，外交委员长汪大燮[xiè]找到北大校长蔡元培，让学生行动起来督责政府。于是蔡元培约见学生领袖段锡鹏、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清。当晚，北大学生和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们，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会议。会上通过了四项决议：第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第二、通电巴黎专使，坚决不签字；第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运动；第四、定于星期日（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1919年5月4日当天，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来自北京十几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汇集在东交民巷，与外国使馆交涉，要求美国主持公道，支持中国收回青岛主权。
由于使馆区的巡捕封锁了东交民巷，愤怒的学生们转到其他大街游行，散发传单，就在游行队伍掉头时，不知谁喊了一句：“到赵家楼找曹汝霖算账去。”
曹汝霖是地地道道的亲日派人物。1915年，他受袁世凯之命，与日本公使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在担任财政总长时，又以山东铁路主权为抵押向日本借款。
学生们气势汹汹地来到了曹汝霖所在的赵家楼，包围了曹宅，怒打曹汝霖、烧毁了曹宅，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赵家楼事件”。
在“火烧赵家楼”之后，北大和清华的学生们并没有罢休，他们继续上街演讲，号召市民抵制日货，购买国货。后来，各地学生纷纷组织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觉醒就此拉开序幕。
最终，五四运动不仅促进了民族的觉醒，北洋政府更是在学生和群众运动的压力下，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使得山东问题交由华盛顿会议来处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被罢免。
以上就是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从学术角度来说，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新运动，它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标志。从此以后，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社会开始广泛传播，各种社会改造实验也层出不穷。
二、无政府主义者的构想和失败
本书作者杨念群经过深入考察之后发现，五四运动的发展历程实际上经历了较长的变迁，对五四主题的支配也不是某个单一的群体。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不同背景的知识群体，面对动荡纷乱的局面，都想给出社会改造的具体方法并付诸实践。其中，“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最有代表性的两种思潮，但他们最终都以失败收场。
1、无政府主义的缘起
无政府主义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
无政府主义主张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他们向往乌托邦社会，认为只有通过“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进行生产，然后凭个人消费的需要自由来实现人人平等，并消除以强欺弱的情况。
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俄国的克鲁泡特金和法国的蒲鲁东。其中，克鲁泡特金所创立的互助论就是一种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学说。他在专著《互助：一个进化的要素》中说：“互助是生物界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普遍规律，人类可以通过互助进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模式。”
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广泛，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无政府主义被当作一种社会主义学说，由吴稚晖、李石曾等旅法、留日的知识分子和同盟会员介绍引入。并在1912 年 5月，由同盟会成员刘师复组织了国内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也就是“晦鸣学舍”。五四之后，无政府主义思想得到急速壮大，他们的团体达到50多个，宣传刊物也达到了70多种。
2、无政府主义者的构想与失败
首先，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人的绝对自由，要求废除强权政治和一切法律制度。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政府是强权的集中代表，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所以他们强烈要求废除政府，废除法律制度，废除军队。
其次，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私产制度，实行按需分配的公有制。他们觉得，私有财产是产生剥削和不平等的重要根源。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悲惨现实，都是因为私有财产制度。
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些社会改造主张，显然无法改变当时中国的状况。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把政府当作一切罪恶的根源，这无疑是颠倒了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他们看不到私有制的作用，臆断国家、政府起于强权，这是陷入了唯心主义的陷阱之中。
尽管一直高呼“革命”，但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了解革命的根本问题其实是国家政权问题。对于身处危机的中华民族来说，主张消灭国家、消灭政府、消灭军队等一切强权的思想对国家的危害甚至大过不革命。
对此，陈独秀指责道，“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其次，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理想，曾经深深吸引着致力于社会改造的青年们，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工读互助等社会实验之中。实际上，这种工读互助组织的试验，证明了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盲目采用这种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社会和经济的秩序就会变得非常混乱，在实践中是根本走不通的。
总之，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而传入中国，并在近代社会喧嚣一时，但是，这种缺乏理性，主张绝对自由的思想，是难以经受住历史的检验的，所以最终没有给中国社会的改变带来益处。
三、个人主义的崛起和边缘化
1、个人主义的崛起
作者杨念群教授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舆论场，各种思潮交织在一起，不断竞争着对社会舆论和社会改造风向的主导权。
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一股思潮就是“个人主义”，因为它开启了冲破传统道德伦理束缚，追求个人幸福和个性解放的风潮。在“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五四新青年们不仅积极讨论个人命运与“国家”关系这类宏大命题，而且对“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等话题的讨论也十分热衷。因为，与“科学”“民主”等相对抽象和政治化的讨论相比，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其实更切近青年人的个体生存经验，也最容易引发共鸣。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一种思潮，个人主义思想的萌芽是从讨论文字开始的。借文字解决思想方面的问题，掀起个人主义思潮的主将有三个代表人物，他们就是陈独秀、胡适和鲁迅。
陈独秀写了《文学革命论》，胡适写了《文学改良刍议》来倡导文字的改良，而鲁迅在《汉字和拉丁化》一文中，更是大力提倡说写白话文，简化汉字并提出了汉字拼音的初步想法，这三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把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文字，其核心思想仍然是人的解放，因为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文字解放了，人也会相应地得到解放。
在提倡文字改良的基础上，五四新文化运动还着力抨击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他们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这一时期，胡适写了《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鲁迅也有《我之节烈观》《我们怎样做父亲》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论述的都是尊重个人精神自由问题。
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大都是从群体出发，而很少考虑个体的生命价值。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的伦理学说却从个体出发，揭示中国封建专制对人的压制，同情幼弱者的遭遇，批判压抑个性的伦理文化，充分彰显了解放个体生命的道德伦理立场。
2、个人主义的逐步消融
那么，个人主义是因为什么被边缘化了呢？作者杨念群教授认为，个人主义之所以被逐步边缘化，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正统思想中除了佛教等个别派别外，很少给“个人”价值留下独立的生存空间。
五四时期倡导的个人自由，更多地是指个人从旧家庭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就可以完全独立，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是要求个人必须重新融入到一些新型的社会组织中，比如“国家”“团体”“党派”之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换句话说，五四个人主义的解放，其实就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变相延续。
另一个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时恰逢一战结束，五四青年抗议列强瓜分中国，呼吁国家振兴的政治主张，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密不可分，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个人主义”往往被当作一剂解决人生困境的良药，供青年们选择性服用，可事实证明，这剂良药仍不过是各种政治诉求的衍生品而已。
除此之外，五四以后，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波谲云诡，已经把大部分青年的注意力完全引向了外界，他们内心萌生的人生困惑如果不与国家社会问题的解决密切关联起来，就不具备任何正当性。
八年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争论，更是几乎把所有五四期间成长起来的新青年卷入其中，“个人”是否需要融入集团和组织的问题已经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甚至是衡量一个人精神境界高低的大是大非问题。
所以，那些平时本属正常的“个人”欲求，在抗御外敌的特殊时势下也会变成“自私”和“丑陋”的代名词，是必须扫除清理的对象，“个人主义”的解体和消融就不难理解了。
总结
以上就是《五四的另一面》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书中认为，把五四运动只看成是一场“政治事件”和一种“个人自由觉醒”的理解，是不完整的。作者把五四运动看作是一场具有多维试验角度的社会文化运动，正是五四运动让中国迎来了“社会改造”的时代，在“社会改造”的语境之中，“主义”在高度关注中崛起，并成为“社会改造”的根本性问题。于是，当时的人们对于“主义”的认知和解读，就和“社会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
无政府主义者，试图打造出同传统组织和现实政治无关的领域而建立新的社会组织，结局只能是彻底失败；而“个人主义”，虽然因为五四新青年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寻求思想解放的需要而风靡一时，但终因没有中国文化内部的支撑和无法应对现实的残酷而逐步消融。
如今，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一百年，但五四留给我们的社会学思考，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玩味、仔细品读；而作者杨念群教授在书中所采用的“多学科对话”的写作和思考方法，给同样身处大变革时代的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高维度思考模式。（编辑：张振）
此为本书书稿的删减版，更多详细内容请听完整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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